经过十年的努力，我和赵莉共同主编的《龟兹石窟题记》终于出版了，这是件让人高兴的事，但也有悲伤和遗憾。在这部书产生的过程中，有不少人热情相助，其中我所感念的一位先生，就是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平，等到我们的书出版时，他已不在人世。我手捧着三册装饰精美的著作，欲送无门，欲哭无泪，过去几十年的交往，一起涌上心头。
一
张平原本是一个铁路工人，我从小生长在天津新港，对于整天在铁道线上扳道岔、挂钩、巡视路基的这些工人，十分熟悉，知道他们很能吃苦，又耐得住寂寞，而这些正是一个考古人应当具备的素质。大概受舅舅宋兆麟先生的影响，张平很早就喜欢考古。也应当是因为宋兆麟与穆舜英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级的同班同学，所以年张平得以调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文物考古队，跟从穆舜英、吴震、王炳华诸位先生学习田野考古技术，并曾参加吐鲁番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虽然没有机会读科班的大学，但他和诸位先生所学到的，却是真正的考古本领。
张平先生年到年，张平有机会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进修，他是辽宁沈阳人，和宿白先生是老乡，所以得到宿先生的特别关照，可以上宿先生开的各门课程（一般人是不准听的），并参加其他相关的考古实习。与此同时，他也得到当时还在北大的俞伟超等先生的关照，并向张广达先生请教西域史方面的问题。在北大的进修，对于他的考古专业素养来说，无疑进了一大步。而我们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并且经常交往起来。他生于年，长我十多岁，以“小荣”相称，因为都在一起听课，所以我也把他当作老学长，称他为“老张”。记得他租住在当时还没有围墙的圆明园里，大概在长春园一带的农户中，我时常到他那里去聊天，向他了解有关新疆的历史、考古和现状。他当时急于看到一些西方探险队的新疆考古报告，我就从北大图书馆借出来给他，有时也帮他翻阅或翻译一些材料。年秋，我第一次有机会随张广达先生入疆考察。记得10月初的时候，我们从敦煌到乌鲁木齐，此时张平已经从北京回来，他和我见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带我到当时的红山巴扎，吃红柳枝烤的羊肉串，看我一口气可以吃多少串。现在虽然已经忘记吃了多少，但记得他表示我还行，可以下南疆考察了。说实话，我长这么大，好像是没怎么吃过羊肉的，口内的羊肉很羶，我从不进口，但没想到新疆的羊肉这么好吃，一口气吃了不知多少串。我们在乌鲁木齐办理去南疆的手续，而且要租车，我除了跟着张广达先生到各个朋友家吃请之外，主要就是跟着张平跑，因为除了在新疆社科院中亚所工作的北大同学王小甫之外，我在乌鲁木齐只认识张平，而我投宿的社科院宿舍，距离张平家所在的铁路局也不远。记得正赶上乌鲁木齐要*演，让各家各户用木板子把窗户封好，免得玻璃震碎。我没有见过真枪真炮，部队打靶的那天，张平带我在铁路局的一个平房顶上，看着乌鲁木齐两边的山上不时冒出一股浓烟，随后一声巨响。我不知道炮弹是从什么地方打过来的，但第一次在电影之外见到炮弹爆炸，听到枪炮声响，真是过瘾。
此后，张平先生就是我了解新疆考古情况的最重要窗口和信息来源。最早出版的《新疆文物》年第1期，也就是创刊号，就是张平送给我的，封皮上写着“小荣指正，张兄”。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其中有他撰写的《瓦石峡元代文书试析》，介绍并考释了年他在新疆若羌县瓦石峡第三组居住遗址发现的两件元代文书。我当时哪有资格指正，而近年来读《马可波罗行纪》，了解马可波罗行程，这些年代在至元二十一年（）至三十年（）之间的文书，倒又翻出来拜读，因为它们是真切反映元朝统治塔里木盆地的重要实物证据。
记得在90年代时，侯仁之先生把我和林梅村招到燕南园的家中，和王北辰先生一起讨论《中国国家地图集·沙漠图卷》的古代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绘制问题，他希望梅村和我能根据考古资料，把这个图的草图弄出来，梅村兄负责汉以前，我负责汉唐时期。这事如何着手，我只能求助于张平先生了。他为我提供了当时还没有出版的所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二次文物普查的资料，一个个档案袋装着，密密麻麻的图表。我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些包含经纬度的遗址表格弄懂，然后把一个个点点到沙漠草图上，加上此前西方探险队的考察结果，全部绘制在图上，交给侯先生（侯先生作古多年，这个图卷好像还没出版）。如果没有张平先生的帮助，侯先生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的。
二
说到瓦石峡，这是张平做的一个十分艰苦的考古发掘工作，在秋冬季节，他睡在地窝子里，把一只耳朵冻坏了，后来慢慢听力成了问题，我们和他讲话，他常常用另一只耳朵对着我们来听。一个普通考古人的奉献，是没有多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