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钟玮
熙熙攘攘的杭州武林路上藏着一家很不起眼的裁缝店。两个身子宽的老巷子里折进去，一间年代久远的矮民居，橱窗上贴着“订做服装”“改衣”之类的不干胶红字，有些偏旁都脱落了，屋子里头电熨斗水汽蒸腾。
这间胖子工作室，总共16个平方，老板叫石国民，64岁的老裁缝。令人想不到的是，裁缝店里摆着的衣服尽是奢侈品大牌，Giada、Dior、Burberry......动辄几万十几万。开店近30年，胖子改过的衣服加起来价值都过亿了。
裁缝店里统共4个帮工，从十几二十年前凑成走拢班子直到现在，时间一晃，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都已年过半百。前两天，我找到石国民，老师傅得空坐下来，在挤不下几个人的工作室里，两根绳子吊下来的日光灯管底下，伴着三四台缝纫机工作的嘈杂声一路聊开去。
上一辈忙到死，都是为这个家
让我几千块去买衣服，真的舍不得
石国民是杭州人，年生人，小时候就住在庆春路庆余亭一带，一身漂亮的裁缝手艺却并非出自裁缝世家。
石国民一家四个兄弟姐妹，他最小。爸爸是老底子三轮车服务公司工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在城站、湖滨一带拉客载客，相当于现在的出租车司机。妈妈是浙江塑料机械厂工人。从前日子苦，家里衣服都是缝缝补补穿的，石国民妈妈就缝得一手好衣服。蹬踩踏板时，声音时急时缓，机头上的线轴在机针上下运动中不停地转动，丝线流水一样泻入衣服之中，两片衣服迅速缝合成一片，石国民从小看在眼里。
年，老爸正值46岁的壮年突然因食道癌没了。那年，石国民刚长到8岁。
“我爸爸最宠我的，他很喜欢吃酒，每次三轮车骑回来，进门就呼我‘小狗儿，来吃酒！’”石国民说，“那时候家里热水瓶、茶壶里全部灌的是爸爸的酒。”
爸爸过世是在清明时节，那天，妈妈让他去厂里帮忙请假，跟领导说一下。石国民愣愣地一路跑到妈妈厂里，找到大人，“我爸爸死了，我妈妈说今天好不好请假？”他一路没哭，讲出这句话，眼泪就钻出来了。回到家，屋子里点着蜡烛，大人都在哭。石国民趴在家门口爸爸的三轮车上玩，人家走过来嘀咕一句“这家爸爸好像没了”，他心里突然升起一股难过与恐惧。
过两年，碰上历史特殊时期，家里哥哥姐姐都不读书了，宁可上山下乡插队去，帮妈妈多分担一些家里事。
石国民18岁时，妈妈退休，他顶了职，正赶上厂里去九堡插队两年，半年种粮食半年种经济作物，闲下来时，他自己买了本《上海时装》的书自学裁缝。
插队回来，石国民继续一边上班一边倒腾缝纫机，到后来，已经能悄悄接点订做裤子的活，挂到服装店里去卖，赚点手工钱。“这种叫‘资本主义小尾巴’，那时候是要割掉的。”他笑说。
哪想到，到22岁，妈妈又去了。那时，石国民在厂里得了次肺结核，厂里让他上一天班休一天。
“妈妈不知道自己会去（死）的。我一开始也不知道，等到哥哥姐姐跟我说，才晓得是肝癌。他们都瞒牢我。那天我下班回来，我看妈妈已经不对了。我在床边哭，妈妈轻轻讲，‘不用哭的，没事的，我没事的，会好的。’到夜里，她就睡着一样，走了。我姐夫叫好车，妈刚刚断气的时候，我们一家人把她抬回家里去，我们子女一路掉眼泪。”石国民说起这段，擦了擦眼角。
哥哥姐姐都已经成家，就剩石国民一个。22岁，父母没了，以后的生活要靠自己了。石国民拼命利用上班的间隙，学做裁缝。
石国民讨的老婆是从小一个墙门里的隔壁邻居，孩童时就一起玩，青梅竹马。等到26岁，两个人结了婚，老婆在食品厂上班，晚上回来了帮石国民一起踏缝纫机做衣服，小日子慢慢撑起来。
“我们上一辈的爸爸妈妈，真的苦过来的。忙到死，都是为我们一家。所以让我去用钞票，我真的舍不得。虽然现在还有几个钱赚赚，但是几千块的衣服，我还是给老婆买买，给外孙女买买，我自己真的舍不得。”石国民说。
90年代杭州人时兴买旧西装，
很多服装老板因此发家
改衣服行业也兴起了
石国民在塑料机械厂做的是汽车班装卸工，后来又到精工车间后勤组，这种非技术工同技术工的差别是很明显的。到年，38岁，他从塑料厂里出来决定自己干，在东坡路开起了自己的裁缝店，还收了几个徒弟。
石国民记得，早先在东坡路最早开裁缝店提供改衣服服务的是个男裁缝。有顾客提出改的需求，一来二去，裁缝师傅感觉到这个钱好赚。“你想，做个裤子几十块，花的时间又长。他改一个裤长、腰围就是十块，速度快呀！是不是比做衣服好赚？那时我小舅子也在东坡路卖衣服，他一叫，我也去开裁缝店了。”
“原来东坡路时装一条街，90年代的时候，杭州人很时兴买旧西装穿的。这段故事，你知不知道？我们改衣服这行就是这样催生出来的。”石国民突然想起这档事，见我摇头，他话匣子又打开了。
90年代初，东坡路卖服装的老板们经常从福建石狮进旧西装。这批旧衣服其实是从国外走私来的，“一大包一大包，当垃圾卖过来，死人衣服都有”。
这批衣服因为价格低、款式别致很受顾客欢迎。
正说着，旁边踩着缝纫机踏板的女帮工也插进话来，“我们家也去买过的，版型很好看，式样多又时髦。你想想九几年的时候，外国货多少吃香啦！”
石国民接着讲，“店老板就从一大包里把新的、半旧的整理整理，烫一下挂出来卖，几百块一件。你想，他一大包进过来才块钱啊。那时光，做服装生意，都是新衣服、旧西装混合着做的。人家买新衣服不合身的要改，旧衣服也叫你改，我们这种改衣服的到那里刚刚好，老鼠掉进大米缸了，如鱼得水。”
石国民清楚，那些年东坡路一带开过服装店的，一大半老板就是靠旧西装发家的。有些人租不起店面，就租了间弄堂里犄角旮旯的房子，到马路上去拉生意“旧衣服要不要？”“旧手表要不要？”然后把顾客往弄堂里带。
武林路上有一家奢侈品店，石国民认识十多年了，就是从前卖旧西装发家的。“现在他卖的当然都是很好的衣服，顶级品牌，杭州大厦有的牌子他都有。一年赚的钱，不好说嘞。”石国民感叹，“那时候，杭州大厦还在卖棉布料，二、三楼租给小的商贩做衣服。后来97年香港回归以后，杭州大厦慢慢做大，再后来B座、C座也吃进来了......”
大刀阔斧的90年代，商业、交通日新月异，老百姓的生活大幅向前。石国民总是记得自己小小的裁缝店里各式服装、布料的气味和缝纫机嘈杂的声音，“我那时肯吃苦，不是吹的，每天都做到凌晨两三点钟，下班回去的时候，龙翔桥的菜农都挑着担子出来卖菜了。我睡一下，到早上九点半又开门。年初一到年三十全年无休，人家都说我是不是有毛病了。”
石国民指了指外头正帮客人量衣服的一位大姐，“喏，那个小林，那时候就在我店里，现在51岁了。”
来改衣服的有一半是男装，
杭州男人其实很讲究
现在大家条件好了，
买一两件奢侈品好像也没什么
2年，石国民把店铺移到了现在的位置。4年—6年，开店同时，他还在杭州大厦租了间铺子。到后来商场里造电梯，那间铺子拆掉，他也撤了出来。也就是那两年，和杭州大厦品牌服装店接触多了，直到他撤出来，生意还陆续找上门来，“像GIADA、CANALI、GUCCI......衣服是很好的，就是某个客人觉得肩膀大了点、腰身紧了点。每个人买衣服，并不是每件都称心如意的。”
石国民说，现在改衣服比从前做衣服要难。这么多年，他遇到的奇葩要求不少：把男式皮衣改成女式的；把裤子改成裙子的；把围巾改成帽子的……
还有个有趣的现象，在石国民的裁缝店里，如今送来改衣服的有近一半是男装。“从前在东坡路，改的几乎都是女装，现在杭州男人也很讲究的哦。”石国民扶了扶老花镜，“印象里，戴金丝眼镜的男人，会更加仔细，要求要高一点。”
他大致回忆了一下，有个顾客，外套领子高了半公分，要同你仔细探讨一番；还有个顾客，改好衣服，裁缝师傅们看着蛮好的，他照着镜子，觉得这里不对那里也不对，感觉好像又是不改的好。
“有的人一走进来，我一看就知道要求很高的。我跟他说，改的过程中最好也多来几趟，多试几次，这样客人满意，我们也舒服。”这是石国民解决之道。
说着话，一个年轻男人走进来，放下一件黑外套——“他有没有同你说？口袋拉链拆掉。他说手都割破了，换成扣子，拷扣。外面车子不好停，我就跟你说一下我就走了。”
“这个地方还要用暗扣的，好好，你先去，我想办法。”石国民话音刚落，男人匆忙出门。石国民说，这是驾驶员，老板没时间，他帮拿过来的。
改衣服这么多年，石国民也认识了不少“名人”。某写字楼的董事长、某地产公司老板、某个上市公司的老板娘......“都是我从前90年代在东坡路改衣服就认识的，现在他们做大了，有需求还来找我，一个电话过来，‘胖子，你帮我来量一下衣服——’大家生活真是天翻地覆。”
虽然在坊间有着不小的名气，石国民的胖子工作室仍然保持着亲民的价格。按照工时来算，跟奢侈品无关，改件衣服5块钱到几百块不等。
他改过最贵的是一件鳄鱼皮的夹克外套，50几万，换一下衬里，收费元。
也有改“坏”了的。多年前，客人要把一件皮衣的袖子改短，“当时说好的，四个月后又说太短了。我花了二万七买回来，给女婿穿了”。
缝纫机桌角上叠着几袋衣物。一件GIADA外套，元；一件BURBERRY大衣，元；还有一条叫不出牌子的裤子，多元。
“想想从前，大家穿衣服是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条件好了，大家买一两件贵的衣服穿穿好像也没有什么。”石国民说。
石国民老早不住庆春路的“老破小”了。早些年，他在城北买了大平层，住着宽敞舒服。冬至时节，他想到爸爸妈妈，只可惜他们俩走得早，看不到兄弟姐妹们现在的日子。
前两天，石国民到武林路一家奢品店帮客人量衣服，碰到一位老朋友。
名字已经叫不出来。那张面孔，他倒记得拎清，是早年自己刚插队回来时，在家附近庆春路广兴巷里“花菱西服”店一位有名的裁缝师傅。
那时候石国民还在自学裁缝，看到巷子橱窗里有人在做，他就经常站到旁边去看个半天。
“那个时候很想学这门手艺啊，这样‘偷师’也‘偷’了很长时间。他也知道你偷偷学，又不好赶你走。”石国民大笑。
后来，他听说那位师傅碰上好机会做大了，开了大厂，接银行里、单位里的工作服，赚了很多钱。再后来，听说他离婚了又结婚了，老婆很漂亮，他经常给她买衣服。
“师傅，你恐怕认不得我了。我年轻时老是往你店里走过去，看你做衣服的。”石国民笑着跟“师父”打招呼。
两位师傅对上眼，开口就是陈年旧事，从前的东坡路怎样，从前的日子多少辛苦。
“我现在不做了，这把年纪了。你倒还是孜孜不倦啊？”师傅道。
“我老早就想差不多好停下来，该游山玩水去了。人有多少岁数好活，是吧？”石国民答，“儿女也老早成家了，外孙女都有了，给他们条件创造好，不愁吃穿，我任务完成了。”
编辑陈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