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了30年出租车的“老爷叔”张国青本该退休了。
年1月，张国青60岁。到了退休的年龄，张国青本想回家带带外孙女，却被公司挽留了：如今整个行业不景气，司机缺人，而他又是难得的开了许多年出租车的五星级司机。张国青想了想，还是决定再坚持下。
这位经验丰富，屡次获奖也频被采访的老爷叔，却在讲述自己最熟悉的出租车时少有地紧张了。
前不久，正在研究出租车行业的上海财经大学讲席教授张学良辗转联系到张国青，想请他去学校聊一聊开出租车的这些年。这一天，张国青开着车来，如往常一样穿着大众公司的制服，身着衬衫打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演讲的题目很宏大——《流动的空间：出租车与上海城市交通发展30年》。面前是十几位学者和博士同学，直播的线上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觉得自己没啥文化的张国青第一次跟自己眼里最有文化的人面对面交流，桌子下，他忍不住紧张地腿抖。
最后，张国青硬着头皮讲到哪里算哪里，一上午的时间过去，用他的话说，“用草根的方式讲了心中实实在在的话”：作为经历过出租车“黄金时代”的过来人，张国青开出租是伴随着高薪起步的，他看着这个行业从原来的意气风发到如今的落寞萧条。
路上跑着，车窗外，这座城市已经沧海桑田。
关上车门，在不足一立方米的驾驶室里，张国青已经行驶过了30年。
开出租的日子
张学良认识张国青纯属偶然。
张学良是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交通经济与城市经济是他研究的方向之一。
“无论是从区域经济学还是从经济地理学的角度，我们其实是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地的关系，地与地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出租车是一个了解城市的窗口、他们是城市的眼睛，研究出租车行业是我们了解城市变迁、社会变化的一个非常好的小切入口，但又涉及了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交通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在信息化、大数据时代，有趣又显得更有意义。”
张学良搜索过一些资料，上海在鼎盛时期有5万辆以上的出租车，出租车行业从业人员有10万多人。他希望找到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通过他们几十年的行车经历，来了解城市交通、城市空间格局的变迁，也了解出租车司机个人与家庭的成长，他们与乘客的故事、与公司及打车平台的故事。
一次打车时，有出租车司机提了张国青。
张国青入行做出租车司机已有30年，是“上海五星级出租车驾驶员”，获得过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这30年，正是上海交通建设翻天覆地大发展的30年，“出租车行业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行业，这个行业是如何发展到今天的，张师傅30年的从业经历能够为我们讲解一些答案。”张学良在开场白中说。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大众集团的驾驶员张国青，从事出租车行业30余年，过去当过兵，之后在公交公司开公交车。”张国青不慌不忙从入行讲起。
30年前，张国青第一次有了想转行的念头，是看到开出租车的朋友来家做客时拿出的那支高级香烟。
“老早开差头，门槛很高的，没点关系是不行的。”妻子东拼西凑借了2万元交了钱，张国青离开了公交公司。
年，张国青先进入一家小出租车公司（现已倒闭），公司管理混乱。其中一位经理的哥哥在大众公司任职，张国青请他帮忙介绍，去大众参加面试。
“那时候出租车司机还要看面相的，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去的。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的。”张国青记得，办公室很安静，没有人抽烟，人们都在低头看书。他随手拿起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品牌为魂，社会为根。
“当时大众是上海最好的出租车公司。”张国青说。上世纪80年代，上海出租车行业由于普遍存在“乱收费、服务差、要车难”问题，因而引发了一场行业整顿。时任市领导在有关会议上指出，上海出租车的形象已影响到上海的声誉，影响到上海的投资环境，必须予以整顿。大众出租车公司随即成立。“那时候的出租车是红色桑塔纳，人称‘红色旋风’，十分风光。”
那时，张国青在心里暗下决心：“大众是块金字招牌，我张国青要做的就是给它添彩。”
张国青如今出车，依然会穿着制服打着领带。受访者提供
“我30岁说的，60岁的时候也做到了，30年从业生涯期间没有一例投诉。杨国平董事长评给我‘大众交通集团的功臣’，这是我最大的荣耀。出租车公司鼎盛的时候年货有鸡鸭鱼肉蛋，福利待遇里毛衣、手表都有。我对大众有深厚的感情。好好开是一天，不好好开也是一天。”张国青列数着。
如今，张国青听到现在社会上对出租车的评价，心里常不是滋味。“每次听到有人说现在出租车服务太差，我都很心痛。”但他也理解司机们的怨气，“如果连肚子都吃不饱，还有多少人能有积极性，去好好搞服务呢？”
“黄金时代”
年，张国青穿上制服打上领带，把自己的事业与人生塞进了小小的驾驶座里，握着方向盘跑遍了上海，甚至更远的地方。
他打心底里觉得，这是最自由的工作：不用上班打卡，时间完全由自己控制，最重要的一点是，口袋里总能揣着现钱，心里觉得踏实。
每天早上5点多，张国青从家出发，带上几片面包和白煮蛋，这是在10点多用来垫肚子的，开出租车以来，他养成了不吃早饭的习惯。
开了20年出租车的刘彬通常出车更早，每天3点50分，生物钟会准时叫醒他，20分钟搞定穿衣洗漱，4点10分他从家出发。在人们还会使用电调预约出租车的日子里，每天早上，刘彬通常都会跑家附近去机场的单子。早饭基本上在路边找家好停车的早餐店随意解决，小馄饨是等不及的，大多数时候，就是油条或粢饭团，站在车门外两三口搞定。
刘彬是崇明人，刚开出租车时，他和搭班的驾驶员一起在莘庄附近租房子住，一人开一天，每天早上把车洗好加满油，交给对方。
平摊下来，每天刘彬大概要交元的份子钱，再加上元左右的油钱，每天开到下午4点后，钱都是自己的了。
开出租车之初，张国青铆着劲，每月就能到手四五千元。张国青还记得一次点账，妻子攥着手中的钞票，催着张国青倒碗清水好点钱，笑得合不拢嘴。不到半年，张国青把当初借的2万元连本带息还完了。
因为身上的现金多，出租车司机也一度被“盯上”过。上世纪90年代，因为司机被劫案件频发，一块防劫板把驾驶座和副驾驶座隔了开来，张国青摸过自己的车座，里面装了块硬硬的铁板，除了司机，很少有人知道。
年，张国青花了元给家里装了台电话，元买了台空调，成了全小区第一户装上空调的人家。一家人从蜗居的14.4平方米小房子搬进了62平方米的两室一厅，如今又置换到了85平方米的房子。女儿上大学那年，公司给张国青一家奖励了元。“这一切，都是开出租车带给我的。”
张国青偶尔会提起当年的意气风发，挽着妻子的手出门，别人听说他在开出租车，通常会叹一句“不得了”，时过境迁，“如今旁人得知我还在开出租车，都要说太辛苦了，怎么还在做呀？”
他行驶在上海的路上，时常会想起当年，整个城市只有一条沪嘉高速，24层的国际饭店就是最高的建筑。
内环高架通车的那天，张国青和其他几十位出租车司机一起去“压马路”。几十辆“红色旋风”排成长队，浩浩荡荡驶在内环上，“没有红绿灯，开得这么顺畅，我一边开一边惊叹，呆掉了。”张国青止不住地感慨，原来开在以前只能在香港电影里看到的高架上，是这种感觉。
后来，南北高架、延安高架陆续建成……上海每一座高架通车那天，张国青都会成为第一批司机。行驶过的道路像血管一样铺开，车窗外的风景瞬息万变，一片农田的陆家嘴如今已经高楼林立，偶尔开过外滩时，张国青的目光还是会忍不住多停留几眼。
“上海发展得太快了。”他看着这座土生土长热爱的城市飞速往前。他的车从最初的“红色旋风”到如今的电动车已经换了五六辆，车座变得宽敞，车上装起了gps，防劫板装了又拆除。
很多年里，张国青相信，只要踩上油门，车轮滚起来，就不愁没饭吃。
被“绑”住的出租车
讲座当天，张国青的午饭是在财大解决的。
如果是平时，他会开去政民路、武东路路口的一间饭店。门口的招牌上，红底黄字印着“司机餐厅”。
饭点时分，政民路武东路路口，门口可以合规停车的饭店，成了司机们的好去处，出租车一辆接一辆排成队，停车吃饭。张凌云摄
这是很多师傅口中的“的士餐厅”。这里一份快餐，一大荤一小荤加俩素菜18元，免费添米饭。
行业的转变，出租车司机们最早是在饭店里察觉的。
年，大众出租车驾驶员葛厚文发现，师傅们每天吃饭的几个饭店里，突然出现了不少背着包的年轻人，他们手拿着宣传册，凑在饭桌边。
后来他了解到，这些年轻人，是打车软件的地推人员。他们手把手地教师傅们如何安装软件，演示操作，承诺软件可帮助大家挣更多的钱。
最初，只有少部分的人心动，更多人选择了拒绝或是默默观望。葛厚文发现，这些地推人员再次出现时，口头承诺升级成了更实在的送话费、送礼物，直到最后砸钱补贴的手段一出，主动装软件的人多了起来。
44岁的刘彬是最早一批装上app的出租车司机，作为出租车司机群体里的“年轻人”，刘彬爱捣鼓新鲜事物，也尝到过平台早期的红利。
他的手机里，平台里订单的提示声频繁响起，有做不完的单子，刘彬也拉上兄弟们一起做。
直到年，开了5年出租车的彭广兵才迟迟地下载打车软件。因为这时，他发现“不装不行了”。司机们纷纷向公司反映，路上扬招的乘客越来越少，如果不装app，在路上跑大半天也没有生意。
乘客在流失。有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快车、顺风车、专车陆续在平台上出现，“蛋糕只有这么大，但现在多了这么多人一起来分，那还能分到多少呢？”
但这时，彭广兵发现，他的生意已经完全被平台牢牢绑住了。
“以前是客人站在路边等车，现在是司机坐在车里等客人。”葛厚文渐渐接受了生意不再来自扬招和电调的现状。他看着同行们在车里安装了支架，架起了好几台手机，见过最多的面前摆满5台手机，每一台手机都装着一个叫车平台。
他们不得不适应全新的“游戏规则”。司机们开始为系统里的服务分而焦虑，甚至有人装上了作弊的软件，即使这种做法被平台所禁止，但为了提高分数甚至守住分数，依然有人绞尽脑汁。
如果平台里的积分低，手机可能一天都响不了几声。如果不小心被平台扣去了5分，可能意味着一个月的收入得减少多元，需要司机们花上一至两个月的时间补回来。
刘彬做生意的方式被彻底改变了。这几年，每天下午5点左右收车回家，吃完饭洗完澡，从晚上6点半到10点，刘彬埋头泡在手机里，只为了抢第二天一早的订单。如果前一天晚上没有抢到，第二天出门，刘彬只能“开盲盒”，如果在分数低的情况下，甚至要冒着早高峰接不到单，一路空载的风险。
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在路上跑了公里，有效的公里数可能也就多。刘彬不得不把战线继续延长，以前下午四五点钟就能收回的本金，现在可能得到晚上。越是没有生意，刘彬就越得在路上继续跑，白白耗费掉的时间也越来越多。
“但没办法，出租车司机现在不得不用时间来换钱。”许多人跟他说，“跑不动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油价、房租都在不断上涨，只有收入在原地踏步。
离开？留下？
刘彬几个月前也离开了出租车行业。他第一次冒出想要跳出去的念头是非典时期，那时他刚刚开出租车没多久，“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看着来往的车辆驶向不同的方向，只有我的车上一直都没有乘客，坐在驾驶座上，我一个人默默地流眼泪”。
没想到，类似的场景在多年后再次上演。本就每况愈下的生意遇上疫情变得愈发惨淡，公司在最困难的时候，给司机们发放补贴，但每个人都在亏。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有司机在外跑了一整天，只挣到元，不提份子钱，算上元的油费，还亏了15元。
直到年5月，大家觉得慢慢缓了过来，但每次疫情冒头，就立马又没了单子。
“我每天都在担忧，明天生意怎么办？”开了多年车，刘彬落下了耳鸣的毛病。旁人都在劝他能走就走，他想改变下现状，44岁了，刘彬觉得，再犹豫出去后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从公司离职后，经过朋友介绍，刘彬很快就在一家单位找到了开车的工作。虽然不如开出租车挣得多，但刘彬觉得“性价比”高，自己的生活恢复了正常的节奏，他终于有时间可以陪伴家人了。
如今，张国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