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东／文
#与事求是#我自年5月份开始开出租车至年11月份退租出租车，历经8年有余，其中苦、甜、酸、辣，冷暖自知。
出租车里是个小空间，车里只能坐一至四名乘客。当然，拉多也可以，但是第一交警看到超载要罚款，另外车主也心疼自己车的后减震，尽量少花些修理费。除非乘客掏的钱能足够打动出租车师傅的心。
8年间，我接待过高鼻梁、深眼窝、浓眉大眼的维族大哥；也接待过低鼻梁、宽脸庞、黛眉圆眼的客家后裔。接待过身材高大、威猛帅气的黑龙江小伙；也接待过身体玲珑、脸色黝黑的越南缅甸小妹。遇到过喝点猫尿，不知天高地厚，骄横跋扈，自认为老子天下第一的充数贼、圣人蛋；也遇到过悲悲戚戚、唉声叹气，大早上、半夜里四处堵逮无情男人的痴女怨妇。遇见过坐车不搞价、不还价总愿多掏三元两元的豪客；也遇见过为少出一元钱，眼瞪得像兔蛋、恶声恶气、又似抽筋喝血或装聋作哑、下车就跑的霸王小人。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出租车虽小，却让我阅人无数……
含泪的巧遇
年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天气炎热。
我驾车在市区大街上慢悠悠地跑着，路上车和行人都很稀少，可能都躲在家里空调下午休了吧。路边的景观月季无精打采地开着或红或*干涩的花，就连平时在空中狂飞乱舞的鸟儿，也不知藏到了什么地方。转了十几公里没拉到人，真想把车开回家，稍睡一会儿，但又不敢，因为下午5点前就要换班交车，毕竟是租人家的车，时间就是金钱啊。
我揉了揉发困的眼睛，用上牙狠狠地咬了咬下嘴唇，以赶跑时时袭来的睡意，偶尔打两下喇叭为自己提提精神。
当车由西向东行到煤山公园北门站牌时，发现站台上站着一个年轻人，胖胖的，个头稍矮，身边放个行李箱，在四下张望。我有意将车往路边靠着开，连打了几声喇叭，年轻人终于发现了我，并向我招了招手，我心中暗喜，大活来了……
我慢慢地把车靠在路边他的身旁，放下右前窗玻璃。
他伏在窗口问：“师傅，下乡去吗？”
我一听外地口音，提起了精神：“去。”
“到纸坊多少钱？”
“到纸坊哪里？”我习惯性地问。
“到纸坊街。”
“40。”去我老家类，他若搞价，还能再给他便宜点儿。
没有还价，他也不懂行情啊。我就说：“咱们这里的表都是单程计价，太远我们划不来，所以下乡没车打表。”
“哦，好吧”。
他拉开后车门，把行李箱放进里边，也顺势坐在后座上。
出于职业习惯和好奇心，边开车边问：“去纸坊街哪里？”
“北街。”
呵呵，越听越好奇：“北街谁家？”
“师傅，您在那里很熟吗？”
“不是很熟，”出于戒心，我说：“但你只要说出名字，我就可能知道大概在哪点儿住”。
聊着聊着，车已出了市区，驶向了去纸坊的路。
“师傅哪里人？”我问。
“山东的，从上海来，去北街晓阳家。”
“晓阳？不认识。”我边开车边继续说道：“别说他的大号，他有小名吗？或者他家大人的名字。”
“家里人都叫他大子儿。”他用很不标准的普通话，说着蹩脚的汝州方言。
“大子儿（儿化音）?”我心中暗暗地想：大子儿是我邻居松海哥的儿子，他是谁？难道他是松海哥家女儿晓晓的乘龙快婿？松海哥有一儿一女，女儿比儿子大两岁，前两年结的婚，女婿是外地的，打工相识。结婚时我仅见过那孩子一面。我通过后视镜仔细打量着，极力在脑海中寻找着她女婿的影子。嗯，像，可能就是。
说着话，车已驶过石庄，走了一半的路程。
确认是松海哥的门婿后，心里倍感亲切，说话的语气也热情起来，但又怕他看出我是谁，故意没有点破关系。
“近两天走吗？我刚好有个亲戚前两天从上海自驾车回来办事，最近就要回上海，你们刚好是个伴，你也省了路费。”
“不知道，可能走不了。”
“能停几天？”
“我也不知道事情几天能办好。”
“他家有事吗？”
我想，他家有事难道我能不知道？说着话，车已下了大路，拐向了去纸坊街的岔道。
“我父亲昨晚去世了。”
“啊！”猛听噩耗，为之一惊，犹如晴天霹雳，大脑瞬间一片空白。下意识地一脚踩住了刹车，头差点碰到前挡风玻璃，只听“咣当”一声他的行李箱从后座位上掉了下来。惊醒的我，缓缓把车靠在路边，泪水模糊了双眼。
“我的松海哥啊.....”
松海哥姓王，我们老家的宅子在同一道巷，相距不到50米。他大约生于年左右，在家中是老大，有一个弟弟，三个妹妹。他父亲过世早，撇下了他的奶奶，还有一个不满一岁的小妹。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挑起了家中的生活重担，那时候是生产队，为了维持家中几口人的生活，为了多挣工分，脏活累活抢着干，腿勤手勤。但特殊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使他性格孤僻而又倔强。
我们生产队最远的一块地在泉李村附近，离家五六里地。收完秋，用架子车往地里拉农家粪，每家的壮劳力都要出动，一拉溜20多辆车，别人的车装得少，且边走边拉扯闲话，相互开着玩笑，而他每每装得很满，拉着车子一路小跑，还没出村子，就把车队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因为路远，别人半天拉一车，挣5分（那时候生产队干活实行工分制，男成年劳力即壮劳力每天10分，女劳力8分）而他半天能拉两车，因他人小，算不上壮劳力，队长两车粪给他8分，因此还同生产队长怼过架。每年都会因车装得太多，跑得太快，慌不择路而弄坏架子车车轴，没少挨母亲的骂。
给棉花地里打农药，那时药桶（喷雾器）是圆柱形，直径约十几公分，高约70公分左右。棉花技术员给每个药桶定量分倒农药后，自己往桶里加满水，盖上盖子，给药桶打气，然后背在背上，手执喷柄，靠压力，把药水从药桶里压出，形成雾状，喷向棉花的叶面，用来杀死害虫。别人都是每次少打气，勤打气，借助打气时多歇一会儿，而他总是把药桶的气打得满满的，因此打崩过喷雾器。晚上生产队开会，被生产队长一顿狠批，好赖因为成份好，没有上纲上线。（那时候讲阶级斗争，若是“四类分子”或“地富反坏右”肯定弄个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进行批斗）。
后来，生产队为了农业生产添加了柴油机、抽水泵，为了增加社员收入还添加了轧花车、弹花机等等。松海哥为多学手艺，低三下四地跟在机械师屁股后，拿个钳子，递个扳手，用心地看着师傅的一举一动，什么情况下，拧那个螺丝，什么情况下，卸的哪个零件。到后来，松海哥一个人能把柴油机拆得七零八碎，摆满一地，然后再组装到一起。每每弄得两手黑油，满身污渍。
松海哥身高一米七八，国字脸，浓短眉，耳朵较小。年分开生产队单干时，他还不到30岁，生活的重担压得他比同龄人苍老和憔悴了许多。
为了生活，他处处留心，为的是多学几门手艺，农闲时，他跟着木匠拉大锯，跟着漆匠刷家居，跟着厨师学炒菜。记得邻居会道哥结婚时，我刚好从部队探家，馒头就是我俩发面揉面蒸的。那时候，农村生活条件差，红白大事待客时，蒸馍和蒸包子是重头戏。有句口头禅叫“主家交代，菜少多吃馍”。我俩从夜里一点多开始揉面、上笼屉，一直干到上午9点多钟。无论谁家有事，只要招呼一声，松海哥马上就到。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里地里，内内外外，各种手艺，松海哥虽不精通，但样样都能拿的出手，偶尔还看见松海哥在寨墙上、在小溪边、在林荫下拉两下板胡：“吱吱呀呀”虽听不出什么曲调，但看到他凝重的脸庞、两行的泪水、忘情地抽拉，深知那是一种无奈的呐喊和宣泄。
因我们两家住得比较近，我的几个哥哥早已成家分门另住，我又在外上班，经常不回家，手脚勤快的松海哥经常帮我父母打水扫地，干些家务。印象最深的是每年的腊月二十三炕火烧（一种面制品，圆形，供奉灶王爷用），松海哥都会主动到我家帮助父母和面揉面炕火烧。邻居们都戏说松海哥是我父母的干儿子。久而久之，我父母和松海哥都默认了这个称谓。有一年春节里的某一天，将近吃晚饭时，松海哥不知从哪里喝酒回来，走路踉踉跄跄，说话含含糊糊已捋不直舌头，到我家看到我父母在院子里坐着，真的跪下磕了几个响头，母亲赶紧把他拉起来，算是名正言顺地认下了这个干儿。其实，在我心中，松海哥虽说是干儿子，但对我父母所做的，比我这亲儿子都好，都到位。
松海哥30多岁的时候，在我父母的资助和帮衬下，在左邻右舍的协助下，娶回了同村的、家庭生活同样清苦的姑娘海莲成家。
松海哥结婚后先添了女儿晓晓，后又生下了儿子晓阳（我们在家都喊他大子儿（儿化音））。生儿育女后松海哥肩上的负担更重了，也许是一种责任心，为补贴家用，先后在集市上卖过汽水（当然是在家自己装的三无产品），在街头开过专修架子车、自行车的铺子，外出打过短工，参加过农村建房基建队。但赤贫的家庭底子，沉重的生活负担，毕其一生也很难改变他家庭的面貌。女儿和儿子在十几岁时就辍学远上广州上海打工了。
年初春的一天，我听说松海哥因脑溢血住院，马上同医院看望。他看到我俩，没说上几句话就泪水横流，哽咽着说：“我真没用，两个孩子都20多了，婆家没有，媳妇没有，而我现在……失败啊。”
我和妻子边替他擦泪边安慰、安抚他：“没事，你会好起来的，要听医生的话，按时吃药，坚持进行康复锻炼。孩子们的事大家共同努力。放心，都会伸手帮助的。”
出院后，身体恢复得不错，能骑电三轮在村里到处溜达，只是说话还有点舌头发硬，吐字不清。
……如今、如今你咋就突然离开我们了呢？这么大的事，咋没人告知我呢？我的松海哥啊......
坐在后面的他，也许看到了我的失态，估计猜到了我是谁，轻声问：“你是***叔吗？”
“嗯，你不应该叫叔，按我们这里的风俗，你应该叫大。”
“这么大的事情，你妈为什么不告知我呢？”
“可能家里忙，还没顾上给你说。”
我擦擦泪水，继续向前开车。
“孩子，你相信某些东西吗？”
“什么东西？”
“你爸去世了，家里人顾不上通知我，而你刚好坐上了我的车。汝州辆出租车，你偏偏拦住了我的车，你不觉得很巧吗？也许，这都是你爸在冥冥之中的安排啊。”
车拐过韩楼路口，就要进纸坊的街上时，电话响了，我一看是松海嫂子打过来的。
“你快回来吧，恁哥昨晚过世了。”
“嫂子，别说了，马上到家。”
松海哥啊，我苦命的、勤劳的哥哥，为弟来迟了，你慢些走，让我再看看你，再送送你……
我脑海里尽是松海哥的历历往事，眼泪夺眶而出……
李卫东男河南省汝州市纸坊镇人，自由职业者，爱好乡土文学。